Approximating Reality: Seeing Wang Weijen’s Architecture
漸近的現實：看王維仁的建築
2017
遠眺
在我看來，要描述王維仁的建築創作手法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他的設計從不囿於單一的方法，亦不屈從蒼白的理論。從台南白沙灣海灘上遊客中心折疊起伏的屋頂到香港紅磡鬧市中盤旋升起的教學大樓，從浙江松陽鄉間蜿蜒曲折的小巷到深圳龍崗山腳下綿延的校園，王維仁和他的建築設計研究室二十餘年來的的建築軌跡，實是一場遊走兩岸三地間關於文化、經濟與政治的多重探索。然而，在紛繁背景的交織下，王維仁的建築常常在其所處的日常環境中透出一種淡定自得的氣質——既不戚戚于洶湧的資本，亦不汲汲于複雜的環境。
這種自得氣質的塑造像是一種漸近的過程：建築在其創造過程中慢慢靠近一種現實的存在，使其既不脫離當下，亦不淪為周遭的複製品。一場與環境的辯證對話隨著建築的建造緩緩展開。在王維仁的建築中，我們常在不經意的空間裡——轉角處、屋簷下、長廊盡頭或步道近旁——窺見建築師對場地幾何與環境氣候的巧妙回應。這種回應是內斂的，也是進取的——它不屑于過去二三十年裡當代建築通過造型與表皮處理爭奪話語權的風潮，亦無意于學院派自閉式的孤芳自賞——王維仁的建築中有一種近乎儒家“經世致用”的價值觀，當中蘊含著一種強烈的入世主義使命感與務實的實用主義精神。
我們常能在近現代台灣建築師的作品中看到這種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兼具的特質。王大閎的集合住宅作品虹廬，就是一次在台北的都市密度中通過模距化的結構體系創造內向式的居住經驗的超凡嘗試；陳其寬與張肇康在東海大學的校園建築，則結合了建築師對傳統建築形制的執念、對現代主義建造體系的稔熟與對自然地景的敏感觀察。這種通過建築參與社會、實現理想的風氣，也在戰後台灣的大學里漫延。這當中就包括了王維仁在大學與研究所的兩位老師——夏鑄九和漢寶德。在他們對於建築形態、生產生活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深刻探討的感知下，王維仁在研究所所作關於澎湖漁村聚落與四合院演化的研究奠定了他對建築形態與人居環境之間細膩的敏感觀察。這種對建築中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的關注，成為了戰後台灣建築師執業與教育實踐的集體信仰。就像漢寶德曾題寫的那樣——“建築家揮如椽之巨筆書寫人間”——這種于人間的揮毫，無疑是對現代都市社會挑戰的勇敢回應。
1989年，伊東丰雄（Toyo Ito）發表了他著名的宣言《不浸入消費之海就沒有新建築》：“……有想法的建築師们都會暢想建築的本質。但是大多數這樣的嘗試都太過缺少對於消費最前線的自覺性……在追問建築本質之時，應該從新的城市生活的真實出發，而不是從形式主義的操作開始……真實並不存在消費面前，而只存在於超越消費的彼岸”。此時，王維仁在消費之海中的沉浸抵抗之路，由澎湖的漁村轉移到了加利福尼亞廣袤的海岸。從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研究所畢業兩年後，王維仁供職于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創立的事務所TAC（The Architects’ Collective）。當時，後里根政策的影響下的美國經濟轉型復甦，而美國（尤其是東岸）精英主義建築師们創造的後現代主義圖景充斥各大建築雜誌的封面。加利福尼亞廣袤的自然地景與西海岸建築師們，如查爾斯·摩爾（Charles Moore）、理查•紐察（Richard Neutra）和鲁道夫·辛德勒（Rudolf Schindler）對建築形制与材料的實用主義運用，则為消費海洋中的建築探索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在這些加利福尼亞建築作品中，建築師們一方面通過工業化建材的直接運用回應消費主義的經濟性要求，另一方面利用這些材料的工業性與日常性，賦予建築平凡樸素的特質，使加州的遠山、大海、泳池、高大的棕櫚樹與廣闊的城市成為建築創造中的主角。這種實用建築有別于那些符號化的後現代主義建築——他們更關注建築的內部體驗，而非外在形式——将生活的意象插入既有的建筑空间中，使其向外界開敞，让城市的风、空气、光线全部进去。我們常能在王維仁的建築中體會這種浪漫的實用主義氛圍：在台南藝術大學的音樂系大樓，廊道與庭院形成一組向自然開放的空間序列，通過建築的開口與步道在剖面上的變化將身體的體驗延伸到遠山之中；在嶺南大學社區學院，遊走的空間序列通過建築量體的剖面疊加，與校園其他的建築形成都市肌理上的呼應；自然的空間序列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學生中心與圖書館設計中則被進一步整合在整個建築的量體內部，通過高程的變化轉換為一種內在的地景，並通過廊道與其他校園建築和自然山體進行對話。在這些嘗試中，加州的工業輕鋼被轉換成東亞建築中更為常用的鋼筋混泥土材料與模距化柱網——通過對這種最基本平常的建造體系配合量體進行調控，建築成為介入自然的背景，以一種最經濟而實用的方式，重新參與生活的真實營造。
近觀
王維仁的建築常常源起於在草圖紙上對場地地形和城市或村落肌理的反復描繪。這種對自然與歷史環境的敏感捕捉可能源於大學時學習地質學的經歷。在這看似平常的過程中，場地上一些隱匿的線索慢慢浮現，并進而成為下一步設計中關注的焦點：有時是山脊上密集的等高線，有時是河谷曲折的幾何，也有時是村落發展帶來的形態變化。這一反復描繪的方法像是一種抽象的過程。當中衍生的建築因此得以與現實保持一段抽象的距離。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抽象並不是對現實的疏遠，反而是一種靠近——一種對現實本質漸進式的探求。
王維仁的設計草圖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從前述的場地地形圖的描繪中發展出來的平面草圖。在這種草圖裡，場地特徵通過建築師的抽象推敲發展為建築的平面秩序。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園的規劃，校園的場地處於一處被破壞的山體中，周圍則環繞著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而造的新建築。建築師把被破壞的山體形態通過草圖上的等高線重新勾勒出來，進而把等高線的疏密節奏發展為校園建築佈置的隱匿秩序：在靠近山體的一側，學生中心、圖書館、宿舍書院等功能性建築沿著山勢形成一系列與山體地形相關的建築節點，而山林地景則從建築之間順延到校園之中；在遠離山體、靠近城市主幹道的校園另一側則佈置了一排連續的教學樓，定義出校園與城市的邊界。在兩者之間，建築師進一步用廊（空中步道）、院（下沉景觀廣場）、道（入口大道）、林（大草坪及景觀樹林）等建築手段，組織起點與線、生活空間與教學空間、自然與城市之間的空間關係。現實中的自然地景與城市建築原本對立的關係被轉化為一種獨特的規劃策略，使整座校園蘊涵深圳特區城市快速發展獨有的空間特質，從而再現了深圳這一人類文明史上獨特的城市發展記憶。這種通過草圖把社會與環境現實轉化為建築設計策略的手段令人聯想起阿爾瓦羅•西扎（Alvaro Siza Vieira）的草圖——建築師的筆在紙上飛速遊走，場地的元素時而變成人的軀體，時而轉化為建築的片段。最終的建築則成為一種介乎場地環境與現實條件之間的抽象存在。
王維仁的另一種草圖則是建築量體的推敲圖。這種草圖有時是一種俯瞰的量體，以從整體上把握建築的大小、高低與虛實關係；更多時候則是平面與剖面的量體分析，而且往往帶有尺度的標注與考量。例如台灣光隆國小的設計從平面上把教室尺度與混凝土結構柱網結合定義出統一的模距，從而控制建築量體的虛實關係，使得每個教室都擁有一方與其尺度相當的活動庭園。在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的設計中，這種通過模距把握量體關係的設計方法則進一步通過剖面的量體草圖與場地的錯落地形結合起來，同時定義出建築與場地山勢以及現有校園建築之間的空間關係。在香港理工大學紅磡校區教學樓的設計中，這種量體的把控進一步成為一種立體的設計方法。四層一組的教學空間模塊環繞核心筒盤旋而上，從而在四個邊角形成不同高度、方位的四組空中庭園，從而在不同的高度為師生創造戶外活動空間。整座建築因此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建築實體與戶外空間的三維疊加，不僅再現了香港鬧市裡那些超高密度卻充滿生機活力的城市場景，更是對香港高層建築的類型學創新與對都市密度的批判思考。
就像西扎強調的那樣，建築師的工作不是發明創造，而是以建築為語言表達現實。王維仁通過對場地的描繪與建築形體的模距把控，將場地幾何轉化為建築的形式與空間策略，把環境條件轉譯為建築的內部秩序，同時亦通過建築創造的本身批判再現其所處的社會現實。
窺探
王維仁的建築創作中一直堅持對合院的類型學探索。和許多當代中國建築師不同，王維仁的合院主義拒絕把合院作為片面的文化符號或先驗式的模型，而是以合院為一種理解與轉化現實的手段。在一個項目的設計過程中，只有在深刻理解場地的現實條件后，合院才作為一種把控虛實模距與空間尺度的工具介入到建築設計之中。它是一種對光、風、水、溫度、濕度等場地條件的調控手段——一種物質意識與材料意志。不同於文圖里的圖像理論，這種合院類型學往往建立在現實的歷史文化、生活方式與形式邏輯的連續性上。它更接近阿爾多•羅西的類型學思想——“類型就是建築的觀念，它最接近於建築的本質”。
我們不妨通過王維仁的三個與“水”相關的作品，解讀他對合院類性學的材料性操作。在浙江西溪濕地藝術家工作室，建築量體通過模距化的交織，在建築一層平面形成四個與水岸平行的合院空間，進而將一層空間組織為內岸－合院－水畔三重的平行空間層次。同時，垂直與水體的八個量體在剖面上以不同的形態眼延伸向水面，使人得以通過不同的身體經驗走近水面，進而與水體形成不同的視覺體驗。行走在建築中，人不僅時刻穿越在這三層平行水岸的空間之間，同時通過垂直水岸的量體感受“步移景異”的景觀體驗。建築中的四個合院空間雖遠離水岸，卻是搭建建築與水“平行”“垂直”的兩種不同空間關係隱匿的空間結構關鍵，從而塑造了建築對濕地水體多樣的經驗呼應。
王維仁在東莞台商學校游泳館的設計中進一步探索了合院類型的現象學潛力。建築師通過對建築量體的切割操作，把更衣室、樓梯走道等服務空間在平面上組織為一系列空間實體。實體之間圍合出不同方向的合院空間，通過結合混凝結構形成模距化尺度，構成一系列大小功能各異的學生泳池與景觀水池。儘管其平面對卒母托的瓦爾斯的溫泉浴池有顯著地借鑒，游泳館剖面與整體形式的處理卻表現出了建築師對周圍的學校與村落建築在類型上的獨特呼應。人從入口到主泳池的體驗有如在珠江水鄉的廳堂之間穿梭，而起伏的屋頂則把自然光線從不同角度引入建築內部，從而為每個泳池創造出細微卻豐富的溫度、色彩與光線氛圍變化。通過控制實體空間的模數變化，環境通過這一系列“水合院”被吸收到建築之中。這種内外间不断的相互吸引，使建筑與環境的邊界模糊，進而與周圍的水鄉建築發生現象學式的呼應。
在越南的運動鞋廠設計中，王維仁進一步把合院建築的類性學潛力與人的生產活動結合起來。建築的平面對工業建築嚴苛的效率有著絕對的尊重：工廠的研發空間與生產車間形成一組對應單元，在東西方向高效排列；通過結合結構尺度，這一模距化的空間策略使建築可以結合工廠的生產需求進行空間的擴張或收縮。與此同時，建築師在每組“研發－生產”單元中引入一個大小為兩個結構模距的合院空間，從而在研發與生產空間之間形成微氣候，為地處濕熱的熱帶氣候中的建築引入宜人的體驗：主導風向上低處的水池使潮熱的暖風降溫，而每個單元的合院空間則通過煙囱效应自然拔風，使自然風更有效地穿越建築量體，為工人帶來體感舒適的愉悅。在這個建築中，王維仁的合院策略一方面結合了工廠建築高效的結構模距，同時發揮其熱力學潛力成為了一種有效的氣候應對手段。自此，王維仁的合院建築不僅僅是單純的空間範式或現象學體驗，更是被發展為一種與社會生產現實相輔相成的規劃策略。
在這三個建築里，傳統合院的形式幾乎被消解，但當中對光、風、水的物質運用卻處處體現了傳統合院中的建築智慧。王維仁的這種關於現實物質而非抽象形式的合院類型學與阿里杭羅•德拉索塔（Alejandro de la Sota）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類本身就是依地而生的。傳統上,如果氣候宜人,他只需要簡單對自己的領地做上標記,如同獅子的吼叫或狐貍留下的氣味。但如果他希望滿足自己內心對隱私的渴求,他就必須在一方庇護的空間裏工作和休息。通過把自己的家營造成一種庇護,人實現了渴望卻失去了自然。因此他又將尋找一種方式恢復自然——如果不能完全恢復,至少應是部分的。因此,合院應運而生。合院出現在各種地方,從龐貝到密斯,更不用說西班牙了:如果空間允許,它會被置於住宅的內部;如果現實不允許,它會與一段連續的墻相接。這種對擁有自然的渴望是如此的尋常,使得鄉間房墻成為遼闊地景中最為引人註⺫特色。成千上萬的巖石與礫石被用到最好的墻上,其意圖在於通過這些墻來建造一種都市住宅以提供更多的隱私。當中的空間被攀藤植物和雨篷覆蓋。這種手法使一小塊土地也可以得到了一座顯赫住宅的空間品質。”
在王維仁的建築中，合院作為一種經濟的手段使得最平凡的土地亦能獲得非凡的氛圍品質——這種手法令人聯想起加利福尼亞那些實用而浪漫的建築。這是一種普世的價值體系。它關注形式，更強調當中的生活方式及隨之而來的幸福與愉悅。
回望
“在這片消費之海面前的我們，只能浸入水中，向對岸有遊去找尋什麼，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如果只站在海岸邊看著，水位只會越來越高，因此無法拒絕游泳，也不能茫然地被海水吞沒。”
當代建築在資本與圖像文化的雙重衝擊下已是危機重重——伊東丰雄三十年前在消費海洋中的呼喊在如今看來似乎更有現實的意義。如何使建築重歸樸素本質，使之以技術現實抵抗資本現實，以生活現實補充圖像現實，成為當代建築的潛在命題。透過王維仁的建築，我們彷彿看到一種二元的現代主義建築：它充分利用工業化生產帶來的經濟實用的建築材料與系統，同時對生活與人的情感有著細膩的感知。從個角度看來，王維仁的建築可能更接近與芬蘭建築大師阿爾瓦·阿爾托的思想：“標準化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房屋都一模一樣，而主要是作為一種生產靈活體系的手段，以迎合各種家庭對不同房屋的需求，同時適應不同地形、朝向和景色”。
這種以現實為手段再現現實的美學思想，似乎是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現代性批判的一種物質呈現——它反對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e）的資本哲學，亦不屑於投機取巧的波希米亞藝術家們精英式的反文化（the elite coutercultures），而是堅守著現代主義美學的啟蒙可能與對未完成的現代主義的持續信念。這種對建築的思想觀念而非形式操作的關注，與中國傳統的合院建築不謀而合：在合院建築中，每個院子既是自我世界的表達，也是整個院落系統的一部分；合院建築關注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圍合出的院子、當中所承載的人的活動、以及各個院子之間的空間關係；合院建築中個體與整體的隱匿秩序與批判關係，體現著中國人獨有的一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宇宙觀念。王維仁的建築正是以此為己任——它試圖通過對自然地景的批判再現與對傳統合院的類型學探索，使人重新感受到現實的美和生活的本質，進而喚醒一種超越時代的情感共鳴與社會想像。建築因而成為一種精神世界的構造，建築師亦由此參與到個體與世界的對話之中。
回望王維仁和他的工作室在香港這個熱帶島嶼上的建築創作，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堅韌而樂觀的理想主義。就像肯尼思•弗蘭普頓對王維仁建築的評論那樣：“（王維仁的）作品裡面所蘊含特有的豐富和活力，甚至出乎建築師本人的意料”。在其經世致用的精神之外，這種充滿活力的理想主義更根植於他對大地與歷史的信仰。畢竟，資本有其浮沉，圖景有其明滅，唯大地吞吐日復一日，歷史向前年復一年。